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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云计算”

时间: 2011-06-24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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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在中国企业家中,马云一向形象非常正面,堪称颠覆式创新的典范、企业文化大师、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言人。不久前,马云“挥泪斩卫哲”,更是彰显了马云捍卫诚信的勇气和决心。然而,最近马云却卷入了“支付宝”纠纷漩涡,越是辩解越不知所云。与达能-娃哈哈之争类似,支付宝事件也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契约精神”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综合目前的信息,支付宝事件的核心是:支付宝的100%股权从雅虎、软银、马云及管理层三方所有的阿里巴巴集团转移到了一家马云控股的私人公司浙江阿里巴巴。鉴于马云既是阿里巴巴集团的重要股东和管理层,又是支付宝股权的受让方,此次股权转移属于典型的重大关联交易。

       马云辩解的主要托辞在于央行支付牌照的规定。我国央行要求,做网上支付的企业要想获得牌照,必须是内资公司。支付宝CFO井贤栋证实,今年1月,浙江阿里巴巴在央行向支付宝发来询问函之前,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实施了协议控制(VIE),这一协议控制此后在支付宝应央行做出书面声明之前由公司管理层决定取消。

       马云认为“我必须坚持按照国家法规办事,外方股东认为中国所有的法规都是可以绕开的,没有什么绕不开的。”这一辩解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外资控股的支付宝并非一定拿不到支付牌照,只是不能第一批拿到牌照。央行第三方支付政策在外资企业准入问题上的说法是“另行规定,由国务院批准”,显然并没有禁止。其次,不论动机为何,管理层取消协议控制,属于明显违背契约的行为。再次,即使支付宝股权为抢占竞争先机而不得不转移给内资,也必须遵守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做到程序合法。

       马云对契约精神的违背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股权转让先斩后奏。今年5月11日,雅虎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了一份经营业绩详细报告,披露支付宝的所有权被转移,同时在声明中表示,支付宝股权变更在去年8月完成,但雅虎直到今年3月31日才得到通知。因此,阿里巴巴集团管理层未能就股权变更的重要信息进行及时披露,这对上市公司雅虎而言是很严重的事情。

       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第三方网上支付行业中,支付宝以50.02%的市场份额占据半壁江山。美国农业银行信贷证券公司认为,支付宝的市值估价约为51亿美元,大约是Paypal市值的50%。因此,支付宝股权转移的事件,是对雅虎股价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延迟数月的披露,也意味着对大部分外部股东知情权的剥夺,甚至可能为内幕交易创造机会。

       第二,支付宝股权转移并未得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鉴于支付宝的巨大价值,其100%股权的转移,当属于须经董事会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根据阿里巴巴股东之间于2005年签订的原始合同,任何涉及阿里巴巴集团各项资产(包括附属企业)且规模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所有权转移,必须获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的批准。但是,马云仅在2009年6月得到董事会的“口头同意”,2009年7月通过一份“董事会纪要”获得授权。

       但是,从孙正义的表态来看,董事会并未明确授权转移支付宝股权。孙正义说:“在协议控制方案被马云拒绝后,软银就不再参与有关支付宝补偿问题的谈判。现在,我以沉默的不合作挑战马云试图构建的权力新格局”。马云给出的回应是:“董事会不知情,这个怎么可能。”“知情”不等于“同意”,“同意转让”也不等于“同意以任何价格转让”。马云说“至于支付宝重组后相应谈判工作,我们一直在董事会层面进行”,这等于招认了事先未得到董事会批准的事实。因此,马云违背了对董事会、对全体股东的信托责任。

       第三,即使支付宝股权必须转让,也应该以公允价格转让。价格如何公允?很简单,由除关联人士马云之外的全体阿里巴巴股东投票表决。马云说,为适应央行规定,浙江阿里巴巴以3.32亿元收购支付宝100%股权。3.3亿元只是以净资产为基础的转让价格,不存在贱卖。这样的话只能欺负那些对公司估值一无所知的投资者。任何公司的价值,都不能简单等同于净资产。对以高速成长为特点的轻资产公司而言更是如此。如果按净资产股价,Facebook能有几百亿美元的估值?GOOGLE能有上千亿美元的市值?如果没有贱卖,为何还要谈如何补偿雅虎等股东?

       由于支付宝股权转让在法律程序上的瑕疵,马云将面临雅虎股东诉讼的法律风险。即便今后能与雅虎、孙正义达成补偿协议,即便补偿协议能获得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过,也无法改变支付宝股权转让程序不合法、价格不合理的事实。

       与娃哈哈-达能之争一样,此案亦成为中国企业家诚信的危机。虽然马云和宗庆后赢得了股权,却丧失了信誉;虽然马云和宗庆后个人增加了财富,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却付出了长期的代价。

       马云说,“我和雅虎的问题容易解决,那是利益的问题。而我和孙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利益问题,有对员工发展的看法原则问题,所以谈判最终落在对未来、对员工和对社会股东的原则问题上的难度。”其实,马云与孙正义的分歧,正是在于对坚守契约精神的分歧。巨大的利益诱惑是对坚守契约精神的最好考验。马云说“我讨厌民族主义,更反对违背契约精神。我是娃哈哈事件的最大反对者。”话虽如此,在利益的诱惑面前,马云不自觉地做出了与宗庆后一样的选择,那就是对契约精神的抛弃。

       阿里巴巴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但创始人马云却没有控制性股权,这一直是马云心中的隐忧,与雅虎的多次交恶更让马云去之而后快。但是,雅虎一直拒绝马云收购其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提议。也许,马云将支付宝“偷天换日”视为扭转局面的历史性机遇,而央行的政策规定则提供了理想的“护身符”

       在市场经济中,契约精神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但在中国屡屡发生违背契约的现象,其根本在于违约的成本太低,违约成本太低则折射出法治的不彰。不能说马云让中国人民失望了,只能说他没有带给中国人民惊喜。马云的做法,其实在中国的商业文化背景下很正常、很不让人震惊。关键是大家对马云的期望过高了,包括我在内。除了媒体的批评,很少有企业家站出来指责马云。巨人网络CEO史玉柱公开为马云撑腰,认为马云的做法是“爱国流氓”。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爱国流氓”吗?

       马云不会像宗庆后那么幸运,因为阿里巴巴集团的第一大股东雅虎是美国上市公司,而娃哈哈不是上市公司。雅虎公司乃至雅虎的股东,都会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更为了市场经济契约精神的尊严。马云的“云计算”,其实是算计了自己,也算计了中国本已脆弱的诚信文化。

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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